女儿确诊罕见病 母亲决定寻找解药 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隐情?

甜甜本来会说很多词语，发作完一两天都缓不过来，不太会说，也不太会走。夫妻俩轮班，一宿一宿熬着看体温升了还是降了，隔一会儿就要量一次，后来改用体温检测装置。

也因此，伍思嘉感觉“她现在干点啥我们都觉得可以了，毕竟当年也是ICU里面出入过的孩子”。

患有Dravet综合征的孩子，婴儿时期进出ICU的很多，还可能随时面临瘫痪、猝死。

数据显示，国外17%的该病患者在20岁之前死亡，国内专家的调查数据为10%。瘫痪则关联着基层急救及时度，但目前基层急救能力欠缺。

就在去年，一个和甜甜一样大的孩子，没有征兆和诱因开始癫痫发作，住了大概两个星期的ICU没救过来。“(孩子)妈妈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

还有一个来自山西、已经上了小学的孩子，发作前一天还能背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第二天出现癫痫状态后，住了约一个月ICU后至今仍处瘫痪状态。

用药难背后的三个原因

两岁之后，甜甜病情有所缓解，除了发烧时需要格外戒备，日常发作频率变为每月一两次，这让夫妻俩开始有精力研究康复。

但平时丝毫不能松懈，比方不能吃撑，不能让她过于兴奋，要好好睡觉，不能便秘。如果稍有哪项不注意，比如因为高兴给她吃了一块巧克力，“就完蛋了”(注：因巧克力含咖啡因，易诱发癫痫发作，患者应尽量少吃)。

患有Dravet综合征的孩子需要服用常规抗癫痫药物和癫痫持续发作时的急救药物，但前者效果有限，后者国内则基本无药上市，这成了困扰多数患儿家庭的难题。

就伍思嘉了解，随着患儿成长，以及病情的反复、耐药的发生，持续调整用药的情况非常常见。不少家庭因而需要从国外代购药物，不仅购药难，费用高，还可能面临断药风险和由此引发的戒断反应。

伍思嘉给甜甜用的抗癫痫药物是德巴金和托吡酯，医保报销后，每年医药费1000多元。

这是为数不多值得庆幸的一点，他们的用药没有经过大幅调整，也不算贵。

早在得知女儿确诊Dravet综合征后，夫妇俩将国内外论文文献、治疗指南、专家共识、药物和临床试验网站基本看了个遍，发现欧美上市的治疗药物更多，用药经验也更丰富。

作为一种难治性癫痫，Dravet综合征目前没有特效药。哪怕是已在国外上市、临床数据很好的药物，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效果都不确定，需要一款一款地试。且这些药物也只是用于缓解症状，如减缓发作频率，而非治愈，没有药物能控制癫痫发作，疾病本身的机制问题也并没有解决。

伍思嘉夫妇很早就听说，这个病用药到最后，病人会耐药，因而，他们在用药调整时小心谨慎。文献显示用药后完全无发作的比例仅占10%，他们也下调了用药目标，不追求无发作，而是接受一两个月发作一次的频率再用药。

但他们也在留意其他的药，为未来做好打算：一旦甜甜耐药，国内没药可用，到时对国外药的需求就比较迫切了，可能需要代购。

伍思嘉因此很关注药物的引进，包括那会儿还没引进国内的氯巴占。

2021年，一位母亲为救患有罕见病的孩子代购氯巴占，却被指涉嫌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一事曾引发舆论关注。彼时，氯巴占在国外是获批上市、用于癫痫疾病治疗的药物，在国内却属于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氯巴占也是Dravet综合征患儿常用药之一，代购氯巴占也是这些家庭的日常，被骗、被扣药的情况不少见。

前述代购涉毒案引发关注后，第二年9月，氯巴占作为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的原研药，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出全国第一张处方，10月，首款国产氯巴占仿制药也正式上市。但就伍思嘉了解，这两条途径尚未完全破解氯巴占的用药难题。

她期盼，氯巴占采取的临时进口和仿制药等方式能在其他抗癫痫药物上复制，让患儿家庭有更多选择。但据她了解，目前临时引进政策在其他药物上尚未走通，有少部分仿制药正计划国内上市。

和很多罕见病患者组织一样，伍思嘉也尝试通过个人和组织的力量引进药物。

伍思嘉家的药物器械都很多。

留意到临床数据的有效率高，她从2018年起先后尝试过联系国外公司，引进芬氟拉明、大麻二酚、地西泮灌肠剂，但因属二类精神药品、含国家管制毒品成分、价格等原因先后未能实现引进。

伍思嘉还曾尝试联系引进咪达唑仑鼻喷雾剂，这是2018年8月左右上市的、市场上第一个能够以鼻喷方式中止癫痫状态的药物。他们为此和生产该药的欧洲公司多次沟通，对方也很有意愿进入中国，还派首席科学官来北京和他们见面。

交流中，伍思嘉提到当年哮喘的孩子，没有办法走进校园，后来有了缓解哮喘的药物，他们的生命才不再受威胁，得以走进学校，希望患有Dravet综合征的孩子也能有这样一个药物，孩子们也能体面地走进学校、普遍地融入社会。听完了翻译的解释翻译，这位外国人也哽咽地说希望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但大约到了2019年底，伍思嘉了解到这款药品已放弃进入中国。原因是，该药在国外获批了孤儿药资格，适应症是“癫痫持续状态或连续多次发作”，而非Dravet综合征，因而无法按121种罕见病目录引进国内，也无法享受国家快速引进政策、免临床上市。而如需在国内再进行临床试验，投入会激增。

伍思嘉觉得，企业的选择反映出客观存在的用药挑战。她将用药难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是用药以二类精神药品为主，属国家管制药品，其研发、销售环节均受特殊管制，如研发上无法享受政策快速引进，销售上也因明令禁售，只能去医院拿药，导致药物更难可及。“罕见病的共性是被看见得不够，而二类精神药品的特性，加剧了Dravet综合征的不被看见。”

二是罕见病用药存在很多个性化问题，但现有政策对此缺乏灵活性，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沟通渠道。对照来看，国外考虑到了罕见病的特殊特点，会设置专门对接协调的办公室。“国内有关部门不是不管，而是缺少协调统筹”，这种制度性原因也是比较大的挑战。

最难的一方面在于，目前疾病本身的临床经验研究没有系统梳理归类，导致患儿家长存在用药迷茫，并不知道哪些用药才是精准用药，“选药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过程其实挺痛苦的”。

“可能做不好，但不做不行”

伍思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她和丈夫，还有他们的伙伴团队卓蔚宝贝支持中心(下称卓蔚)，伍思嘉是联合发起人之一，那年她32岁，有一份全职工作。

为了孩子，这样一位母亲、这样一群家长，在5年里做了那么多行动和尝试，翻译照护手册、做科普直播、开发监测手环、尝试引进药物、邀请国内外专家举办研讨会……

最开始，伍思嘉和丈夫设想的是以组织的形式辅助医生，以了解症状何时出现，疾病怎么演变，哪些药物有用等。但他们发现，很多患儿家庭疾病管理不佳，有的连基础急救都没搞清，“可能很多孩子都还没来得及做更深一步的用药分析，就在最开始的环节败下阵来。”因此，他们转而尝试做一些患儿家庭支持。

2017年底，卓蔚的家长们发现一本很完整的英国照护手册，包括介绍病情、共患病、急救医疗卡和可能的家人关系变化及如何相处等照护建议，不仅仅事关一种病本身，还包括与病相处的一种生活状态。

她觉得这样的内容很好，便发动一些家长一起翻译。

手册63页13章，每章三四个小节，两人翻译一人审校。翻译到第四章，因为觉得手册内容可以和更多人分享，2018年中旬又开了公号，成为卓蔚的原型。

卓蔚如今的组织目标有三个：患者关爱、社会倡导和医疗协作，但最开始一点都不清晰，“想到啥就做啥，能做啥就做啥”。

医疗协作是伍思嘉和卓蔚的重点方向之一，她设想在治愈性药物开发和可及药物引进方面做一些努力。

罕见病的共性问题在于病人少，导致医生因见得少更易漏误诊，新药或疗法的科研工作因样本量不足难以产生进展，临床试验也因此成本过高，药企没有动力参与。因而往往需要患者家庭凝聚为组织，便于与各方合作，把疾病往治愈的方向推进，彼此也能互相慰藉。伍思嘉也希望借组织模式，不诉诸个人情绪，而是探索出医疗专业的解决途径。

同样作为罕见病患儿家长，相比此前引发舆论关注的在家制药救子的一位父亲，学医出身的伍思嘉选择了另一种“制药救子”：她想更为扎实地把疾病研究清楚，做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治愈性药物。在她看来，这位父亲面对着更加迫切的生命需求，可能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他们选择这种“制药”，是基于面对的状况不一样，对风险会更谨慎。

她认为，只有了解清楚疾病，才能判断研发的药物能起到的作用，“控制风险和获益，一步一步漫长细致地做起来”。而因为有专业人士参与发起，卓蔚在各个病种的罕见病患者组织发展探索中，显得有些不同。

不过，受限于艰难的制药流程推动和有限的组织力量及经济能力，如今卓蔚在医疗协作的定位更多在于助推，“不是喧宾夺主地代替医生去做诊疗、代替企业去研发药物，而是在他们做这些推动改变我们命运的事情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助力者的角色，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支持。”

在此期间，除了尝试药物引进、举办研讨会，还包括招募患者、收集基础信息等，并计划今年和专家合作生存质量、自然病史、生命旅程等三个研究，“能草拟方案就草拟方案，能翻译国外的文献就翻译文献”，作为患者提供一些助力。

办会期间，伍思嘉收获了很多鼓舞、支持。作为患儿家长，她原本觉得挺孤独，但和更多家庭沟通需求后，逐渐被他们的状态感染，也“成长了很多”。

去年11月，首届中国Dravet综合征家庭与专家国际研讨会在线上召开，由卓蔚和另一家机构主办，希望国内外的专家能更多交流，且能传递到患者端，同时借此让国际药企了解到国内的患者群体和监管政策，吸引更多药企和药物进入国内。

发起会议的念头始于去年6月，“当时想的也没有现在这个规模”。伍思嘉称，大会邀请到了四五十位演讲嘉宾，包括12位国际专家和10余位国内专家，都是国内外非常关注Dravet综合征的专家，需要团队协调嘉宾上线时间和字幕实时翻译等工作。

尽管办会的艰难一言难尽，但伍思嘉感受到团队的热情、鼓舞、期待和力量。

伍思嘉觉得自己不太扛压，“有一点追求完美，有点玻璃心”，感觉“崩溃得不行”，但好在有伙伴的支持。甜甜爸爸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工作，也帮她应对很多琐碎的事务。团队有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由于丈夫出差，她要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每天联系专家、审核PPT，临近开会忙得只能给孩子点外卖……

她感觉，伙伴们对彼此都传递出温柔的期待，虽不像公司那样要求使命必达，但包容、理解和信念也可以转化成力量，“你就觉得你也不能放弃，怎么着也咬牙坚持”。互相补台、彼此协助，同伴的力量让团队奔向目标。

伍思嘉形容，因为有专业背景，自己更多扮演发动机的角色，有了方向，卓蔚小车想往前跑，需要伙伴们的同心协力，各有擅长的伙伴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给加油、给助力，“我觉得我们是挺棒的一个小团队，少一个轮子这车都跑不了”。

如今，伍思嘉正在着手准备读博，为自然病史研究作准备。自然病史研究、疾病负担研究等等，对治愈性药物研发很重要，国际上自然病史有关研究被很多罕见病列为优先级极高的研究角度，而国内目前相关指导原则刚刚结束公开征求意见。

早在甜甜生病后，她就一直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专业、在研究领域更进一步。但“这个病让我们的生活好多事情变得不可控，现在状态是上有老下有小，只是下定了决心而已，在找一些合适的机会，走一步看一步”。

目前，她已争取到博士旁听的机会，也计划在接下来合作的研究中尝试实践研究参与。“如果我不去做，可能就没有人去做了。可能做不好，但不做不行。”

跟访期间，伍思嘉一度感慨，无论学医还是从事相关工作，好像自己之前的一切状态都是在为甜甜的病做准备。甜甜生病后，她更想通过工作做一些对女儿有意义的事，而现在也确实如此。

“未必能像专家那样垂直下去，我的目标是解决问题，用连接让这件事情发生一些更好的改变。”她说。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伍思嘉和甜甜为化名)